我是個小說家，僅偶爾撰寫散文或旅行故事。其實我多麼希望能描述我小說創作過程中的心路歷程─比如一開始便失誤的旅程、糟糕的一天、和突然魅力湧現時，那種茫然摸索的心境─而不流於狂妄的揣測和荒謬的自負。但即便這種漫浪的嘗試也難免失之矯飾而令人不快，所以你知道我的為難之處了。
如果我不能忍受其他作家空談他們作品時的狂熱虛榮，那為何我還要做同樣的事？我樂於看到有人寫出好的小說，卻絕不哀嚎他們是怎麼做到的。當作家抱怨寫作是多麼艱難、是痛苦的謀生時，任何傻瓜都看得出來他們說的根本是破詞兒。和真正的工作相比，諸如開採煤礦或採收鳳梨或撲滅野火或擔任侍者等，寫作根本是天堂。
此外，我也受困於折磨著許多作家的莫大恐懼，就是如果我細細解剖創作小說的技巧，可能就再也寫不出一個字兒了。這種事最好不要亂吹噓。每個作家都必須找到小說中的祕密，處境悲慘有幫助、胡思亂想和喜愛書本也行，還有便是離開家門。旅行家諾曼．路易斯（Norman Lewis）表達得十分傳神的「離家越遠，作品就越好。」是我從小就懷抱到大的概念，事實也證明的確如此。
但如果小說寫作是一種在黑暗中進行、諱莫如深，且難以捉摸的儀式，也就是說在下筆之前，你根本不明白自己在寫些什麼的話，那其他類型的寫作便是一種比較簡潔及實用的方法。
旅遊書寫我倒是可以談談。我有一定的指導方針。首先要盡可能的以非官方性質進行。官方旅行的危險證據隨處可見。世上沒有任何事比贊助的訪問、媒體公費旅遊、記者團、提供記者的資料、和實情調查任務更具誤導性的了。官方訪問的潛台詞總是偏頗，而官方訪客的懶惰、妄自尊大和貪婪，也驅使其接受贊助，欣然接受謊言。紅地毯的目的就是讓訪客眼花撩亂，以模糊真相。
「烏干達現在情況不錯。」當我在某場聚會上告訴柯林頓總統我去過那裡時，他對我這麼說。
我說：「不，不是的。那裡政府腐敗，總是迫害反對派。叢林生活比一九六○年代我在坎帕拉（Kampala）當老師的時候還要糟糕。而且正如我剛剛跟您說的，我一個月前才在那裡。」
「希拉蕊（Hillary Clinton）才剛從那邊回來，」關於我的無知，總統微笑以對。「那裡狀況不錯。」
這會兒輪到我笑了。
「你以為你是誰啊，把伊朗說得這麼糟糕？你撒謊！」一九七五年八月，我出版第一本旅遊書《大鐵路市集》（The Great Railway Bazaar）之後，瑪里昂（雅各布夫人）．賈維茨（Marion [Mrs. Jacob] Javits）在紐約市國家廣播公司（NBC）電視工作室後台對我咆哮。她說伊朗是一個安定、繁榮、治理良好的國家。真的嗎？我搭火車和公車，從西向東穿越伊朗，最後抵達聖城瑪什哈德（Meshed）。一路上聽到的都是伊朗人憤怒指控有關酷刑、鎮壓和暴政的故事，聊的都是要下架沙阿（Shah）。事後證明，賈維茨夫人是伊朗政府的有償顧問，而她身為美國參議員的丈夫雅各布（Jacob Javits），也經常前往伊朗公費旅遊，享用沙阿提供的免費魚子醬。十四年後，沙阿終於被推翻下台。
「旅遊書的命運，可謂最不確定的。」約瑟夫．康拉德（Joseph Conrad）在理查德．庫爾（Richard Curle）《進入東方》（Into the East）的序言中這麼寫道：「在人類所有的文學作品當中，旅遊書受到的抨擊最多，所以最常把自己的命運交到敵人手中的，就是旅遊書作者。」
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中國旅遊一書《騎乘鐵公雞：搭火車橫越中國》（Riding the Iron Rooster）中，我提到了中國警察、人民武裝警察和「城管」（維安官員）特別喜歡毆打學生。我在中國旅行了整整一年，見過多次示威運動。因為西方一貫的看法是中國政府有心改革，已經變得比較寬容了，所以評論家頻頻打臉我的書，結果一年後就發生了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事件。
真正的旅行和散文家的探究所需要的策略要單純多了―謙虛、耐心、孤獨、隱姓埋名和保持警覺，這些特質一般不會拿來要求那些油頭粉面的國會調查團議員，或是隨意施捨、散發免費食物的慈善單位代表，或是報導高層會議的記者的，那些人不過都是為了踏上歡迎的門墊而來。
我是個有點錢、有點年紀、有點名氣的作家，足以搭頭等艙、租用名車、入住豪華酒店，但這一切卻更讓我有穿著舊衣、撙節預算、搭乘公車、火車或牛車旅行的必要。我的基本素材（這也是希羅多德以來旅行敘事的內容）來自社會底層的對談。
本文節錄自馬可孛羅文化《景觀中的風姿：人物與地方【旅行文學名家保羅‧索魯全新散文作品】》一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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